让角落里的人看见春天_流浪者_王连权_社会
在行色匆匆的繁华街道里，我们往往会忽略那些隐蔽于角落的流浪乞讨者。他们各有独特的人生轨迹，承载着厚重的人生故事，在复杂的情感与现实的考量之下选择了流浪。
为了让角落里的流浪者们被看见，王连权坚持写作，用口述史、小说等行动研究打破公众对流浪者的刻板印象，一反过往的苦难叙事，用丰富的视角和语言展示了个体面对困境的韧性。他用 《归途：流浪乞讨者口述史》 忠实记录下鲜活的生命轨迹，又用 《城市隐者》 这部充满力量的小说，展现流浪者作为主角的内心世界与生存韧性。
他说，希望流浪者不再是一个符号，而是一个被看见的具体个人。王连权以行动研究和文学创作，打破了单一刻板的叙事，用丰富的视角和语言，还原了流浪者作为“具体个人”的尊严与挣扎。
下文是《公益》集刊与王连权的对谈记录，转载自公众号Studies of Philanthropy。
“共研者说”是《公益》集刊旗下公众号Studies of Philanthropy长期开设的专栏，面向《公益》集刊中专注于理论研究与行动实践的作者们进行访谈，记录他们的研究视野与公益洞见，同时收录各类行动研究的田野故事与作者手记。
“共研者说”第二期对谈流浪者行动研究者王连权。
王连权
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流浪救助专委会主任
广州市鼎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
广州公益慈善书院2016MPS班学员
Part.01
看见流浪者
Q：从您以往的文章作品，我们可以看到流浪乞讨者的多种形象，有残疾、患有先天心脏病不忍拖累家庭的中年流浪者，有因为家庭矛盾而外出流浪的叛逆青年，还有为生活所迫跟随父母亲一起流浪的儿童，甚至有患有精神疾病的名校毕业生。看起来他们选择流浪的原因各不相同，但这些不同的原因之中是否有着共性呢？
王连权 ：他们的共性，我想从个体、家庭、社会三个方面展开来讲。
首先是个体层面，这与他们本身个人的身体、精神状况有关，一些突发的重大疾病、残疾、精神障碍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流浪的诱因。像我们遇到的一些案例，外出务工的中青年重病在身，依靠自己能力难以摆脱困境，所以他们选择流浪。
其次，从家庭层面而言，流浪者群体普遍缺乏家庭支持。比如我们接触到的很大一部分流浪者，他们都是未婚的。还有一些是家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，像因家庭离异、家庭矛盾离家出走后流浪这种现象也比较突出，譬如我们接触过的很多流浪女性，大部分也都是这种情况。
最后，社会层面上，总结起来就是社会支持系统不足。很多流浪男性他们可能有过违法犯罪的过往经历，在重新融入社会上面临很多的问题。因为融入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工作，所以我们开始一直在帮助这群流浪者找工作。之前有做过的尝试就是，带一些中青年男性流浪者去考保安员证书，但是保安员证书也有一个硬性的要求，就是报考人员必须是没有过违法犯罪记录。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见的快递小哥，想要从事这个行业，个别快递公司也要求没有犯罪记录才行。
所以说，只要过往有了这样的犯罪记录，在找工作上是困难重重的。没有找到工作，就难以建立与这个社会的链接，就有可能成为流浪者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类似的就业门槛要求会取消或降低。
Q：在您的书《城市隐者》里，您列举了欺骗乞讨的二十种形式，这些为谋求利益而故意“卖惨”的行为使得流浪者整体被污名化，也使得社会结构下个体的苦痛被忽视，面对这一现象，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？又应该做些什么来应对呢？
王连权在他的著作《城市隐者》中第11章刮汉哥的葵花宝典：二十大奇葩乞讨中列举了二十种欺骗式乞讨形式，分别为：年纪轻轻却讨要六元路费，亮诊断书为孩子讨“药费”，用假血在意愿门口换真钞，父子甲板残疾乞讨，“孕妇”自称遭男友抛弃，买低价车票进展乞讨；假装患“小儿麻痹”博取同情，兼职模特也乞讨，同乡结伴流动乞讨，借荣誉证书假扮军人，夏天盖棉被因病“乞讨”，看着梁叔乞讨长大，夫妻通道里双双开工，师傅带徒弟双双献艺把歌唱，住“双层大巴”高音喇叭助阵；卡片刮汗不惧高温酷暑；一根竹竿五人结伴乞讨；骆驼大哥跪地裸身乞讨；乞讨路上“捡”妻生子；假扮八戒，实为要钱
王连权 ：小说中的20种欺骗乞讨，它是我们在长期的救助工作中总结提炼出来的。2017年我们团队在开展街面驻点服务，据实际工作中的观察和情况了解，我们在团队的公众号连续发布了两期欺骗式乞讨的文章，总结了20种欺骗式乞讨的形式。当时我们发布的初衷是想要去结合自身工作进行社会倡导，帮助大众区分欺骗式乞讨，后面新闻媒体也报道了这一内容。
其实对于欺骗式乞讨，社会大众是没办法完全甄别的，即便是我，有着十年的流浪者救助经验，也很难说就能一下子判断出来。像我们会经常遇到的就是，个别流浪者声称自己家人重病，有人跪在地上，拉了个易拉宝写满了自己的悲惨经历，地上还有过塑或者喷画的病例。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是，大夏天的，直接把所谓的“病人”都拉到了乞讨现场，“病人”就躺在地上，还盖个被子、头上蒙着毛巾，旁边的人就开始哭诉。
我们刚开始做流浪救助的时候，其实也处于一个比较懵懂的阶段，对于这些流浪者事迹的真真假假也是看不清楚，所以后面也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查、核实。有个案例就是，我们发现了病例和诊断书上的漏洞，一个是医院的电话是拨打不通的，另一个就是，他的两份诊断书是分别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大医院开具的，可是开具时间居然隔了只有一个小时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根据常识推断这个案例就属于是“欺骗式乞讨”。现在这个现象确实是比较多见，但并不是每个案例都是那么好判断“真假”的，像一些偏远地区开具的病例，很多信息都是模糊的，要去核实是要花上不少人力物力的。
但是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些比较明显的辨别的方法或者说小技巧吧，也是从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中观察出来的。一种常见的欺骗式乞讨的人群就是前面我提到的那种，带着重病家人在街上乞讨的，这个百分之百是骗人的。你想想，从人性的角度出发，家人病重或者病危的情形之下，一般人肯定是在医院守护的，怎么可能在外边乞讨，甚至于说有时间各地乞讨。其次就是那种在路上向你讨要路费的流浪者，他们可能会向你索要几十块钱，这种大概率也是欺骗式乞讨。还有一种比较明显的是，乞讨者会乔装成孕妇来骗取同情，肚子从外观形态来说，可能会异乎寻常的大。那么其实这个，我们按照常理也能推断得出来，孕妇她首要的考虑肯定是保胎安胎，假如说这个孕妇她大夏天还在地上那磕头跪地，这样子必然会影响到胎儿的安全，所以它大概率是一种为博取同情而故意为之的“表演”行为。
关于怎么去应对这种欺骗式乞讨的行为，目前有一些地区是有过一些处罚的案例的，根据新闻媒体报道：在湖南长沙，有人在车站欺骗其他乘客说自己钱包丢了，需要借钱买票的这种行为，就被定性为欺骗行为，并且按照治安处罚进行处理了。那么我印象中还有一个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欺骗式乞讨事件，是2019年的一个单亲妈妈携四娃乞讨的案例，后面是查明了四个孩子中身体残疾、年龄偏大的那个，其实并不是这个单亲妈妈的孩子，报警之后这个事件也得到了后续及时的处理。未来，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，用以约束此类欺骗行为，避免消耗公众爱心，造成资源浪费。
Q：目前有的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，经常会在互联网上戏称自己要去“流浪”，以四海为家，您是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想法呢？
王连权：我确实有看到过这种表达，但是我想更多的可能，这是一种自嘲形式。实际上流浪真的很难的，他如果有勇气流浪，他肯定有勇气找工作了，因为流浪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，还有身体上的挑战。
但是当下大学生的就业确实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，从我们机构的招聘情况也能看得出来。现在我们收到的简历越来越多了，其中不乏很多高学历的学生，跟以往招聘的情况相比，能够感受到当下大学生的就业的市场环境大不如前，他们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了。像现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们很多对于社会的了解不是太多，在技能掌握和工作经验上都不如一些社会上求职的人，所以在工作岗位有限的情况下，他们可能会面临现实与理想的落差，找不到自己心仪的工作。
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毕业就出来流浪的大学生，但他的情况跟家庭动力系统不足有关。他是出身于一个离异单亲家庭，从小是由母亲和姐姐带大的，他当时刚毕业出来没找到工作，家里人和他就发生了争吵，后面就产生了更深的矛盾，他后来决定离家出走，这一走就是走了11年，和家里人完全断联。
那么我们通过分析他的家庭状况，发现他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两方面：一是家庭结构的缺失，父亲角色的缺位使得他缺乏对父亲与男人责任的认识和了解；二是家庭教养方式的错误，在家里他是唯一的男孩，所以从小母亲和姐姐对他非常溺爱，导致他面对压力和困难的经验和能力不足，也产生了对自我认知的偏差。比如说他当初毕业找工作时，就“眼高手低”，不愿意沉淀和积累，进而导致了失业，更成为了引发家庭矛盾爆发的导火索。
Part.02
看见流浪者救助
Q：在接触流浪乞讨者的过程中，您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障碍吗？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？
王连权 ：这个当然是有的，我们团队最早从2015年开始接触流浪乞讨者救助，后面就一直专注于这一公益服务领域。一开始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一群体，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？需求如何？对于我们而言，基本是完全空白和陌生的。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应该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的服务。
慢慢的我们也度过了这个“新手期”，在实际的服务过程中也帮助了很多流浪者回归了家庭与社会。但是于我们而言，仍有两类人群的救助会让我们时常感到“无从下手”。一是自我放逐类型的流浪者，他们通常是失业且离家的中青年，在心态上无所事事，动力不足，且没有规划，得过且过。那么这种放逐也伴随着伤害产生，大多的流浪者会有酗酒的恶习，像我们遇到的很多服务对象，在一天24小时内可能都很难有清醒的时刻。二是家庭放弃类型的流浪者，这一群体我们接触的大多为年纪稍大一些的阿伯，可能因为各种类似于家庭矛盾等的复杂原因，在年轻的时候就与家庭切断了联系，家人对他的现状是不管不顾的。这种相比于第一种救助起来更是困难，他们很多的情况是，年轻的时候没有尽到家庭成员的责任，在家庭中长期处于缺位的状态，他的家庭关系网是非常脆弱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没有。但是因为他们年事已高，流浪肯定不是长久之计，养老就成了个大问题。那么谁来养老？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。
说实话，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解法，有子女的老人，不符合社会化养老安置的条件，需要子女赡养老人。像我们有遇到一个案例，一位70岁的流浪老人，年轻的时候离家出走，后面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。我们展开救助、帮忙寻亲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子女年龄已经超过50多岁了，跟老人早已断绝来往几十年，不愿承担赡养和照料的义务。后来我们又去联系老人的一些亲戚，大家也没有照顾他的意愿，那么老人的去留就成了个悬置的问题。
我们作为社工的话，其实能做的比较有限，我们只能尽可能得让服务对象实现“和解”。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种——自我放逐的流浪者，关键的就是让他们在内心达成自我和解，跟自己内心中实现不了的欲念和解，正视自身能力以及差距，不能把自己不幸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外部，要让他们的想法落地于现实，充分调动他们的能动性。当然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也可能会突然受到某些外部事件的影响他们就“幡然醒悟”了。像我们在2015年遇到的一个服务对象，就是处于一个长期自我放逐的阶段，我们多次劝说无果。后面我们在2023年回访的时候，就发现他的意识发现了变化，开始有改变的意愿和动力了，这样才慢慢得以推进救助工作的开展。
那么针对家庭放逐的流浪者，更重要的则是要求得家人的谅解，达到家庭内部的和解。像我遇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案例，最后就是通过村委会的协助，多次劝解家人，最后面达成女儿和父亲（流浪者）的和解，在村内祠堂帮他谋求了一份工作，最终实现了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圆满结局。
Q：对于社工而言，专业伦理在实务工作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，这是发挥社工专业服务中必不可少的部分。依您对流浪者的了解，我们在实施救助服务的过程中应该注重遵循的专业伦理有哪些呢？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
王连权 ：在流浪群体救助过程中，我认为需要遵循的专业伦理首先就是价值中立，不批判，不评价。像我们普罗大众，可能会觉得很多流浪者都是”罪有应得”，他们当然需要为自己年轻犯过的错买单。但是对于我们社工来说，我们的专业伦理会要求我们，不能用单纯的道德标准去解读他的过往经历，他们不能被二分法定义为好人或坏人。我们关注的是，导致他流浪困境的成因是什么？我们如何去针对性地改善他的处境？帮助他重新融入社会？
而且随着我们救助工作的推进，我们会发现很多流浪者沾染的“恶习”并非完全是“自作自受”的结果，而是掺杂了很多复杂的成因，比如说遗传、家庭环境、心理疾病的影响等。我们了解了很多服务对象后发现，一些严重酗酒的流浪者家中多半曾有过酗酒成瘾的父亲，酗酒仿佛是家族流传的血液和基因，又或者是年少受家庭影响自然而然的习惯。还有的，我们接触过一些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而离家出走的流浪女性，发现他们爱家暴的丈夫也往往有一个暴怒无常的父亲，这种代际传递的影响深远，造成了很多不可弥补的痛苦与阴影。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流浪汉，因为某种心理成瘾而忍不住“偷窃”，因为同样的违法记录多次入狱的，比起不劳而获的念头，更多的其实是心理层面的驱使，才使得他选择多次以身犯险。
可能在别人眼中，他们是恶贯满盈的人，但这都与我们本身的助人行为无关，是个体成长携带的独有生命印记。当然实际上，要践行价值中立这一伦理还是颇具挑战的，毕竟人很难排除自己的价值判断去行事，常常我们也会陷入所谓的“伦理困境”，不自觉标签化服务对象，对自己的助人行为产生怀疑与否定的情绪，发现自己接触服务对象的意愿和主动性降低了，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自我调节，或者寻求督导的帮助。作为社工，无论如何，专业伦理是我们必须时常提醒自我遵守的准则。
Q：救助流浪者并不能只是简单地提供物资上的帮助，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重新适应和融入社会。关于如何帮助流浪者融入社会，您是否有相应的救助经验和案例可以分享给我们？
王连权 ：流浪乞讨者融入社会，确实是面临着极大的挑战。那么目前我们做的工作，主要有两个维度，第一个是回归家庭。目前我们主要通过寻亲服务，让流浪者回归家庭。但我们现实中也遇到一种状况，就是家人来了，流浪者未必能就愿意跟家人回去。但即便他不回去，我们通过寻亲服务，也让流浪者个体与家庭产生了连接。最起码家人知道他还活着，这个非常关键，因为很多在寻亲工作中，我们遇到的很多流浪在外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案例，都是家人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通过寻亲服务让家人知道他还活着，这个是第一步。后续他如果能够回归家庭，那就是更好的结局。
但是部分情况下是一定要回归家庭，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随着流浪时长的增加，家人户籍的变更与迁移，流浪者的户籍身份可能已经被注销了，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，他是很难在社会上正常生活与工作的。所以我们开展寻亲服务，最低的目标也是需要帮助他们户籍恢复或者解冻，把身份证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第二个就是回归社会。回归社会，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就业帮扶，帮助流浪者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。其实像我们遇到的一些案例，很多都是因为失业引发的流浪。十年救助过程中，我们救助的流浪者就业时间最长达到7个月。他之前有过几年的务工经历，但是由于经济状况波动或某种意外因素就失业了，失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，随着失业的时间拉长，空窗期拉长后就更难找到工作，慢慢得失去经济来源了，就变成了一种流浪状态。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，帮助他找到了一份工厂的工作，他在这个厂子里连续就业了7个月，但后面因为一些波折又失业，恢复到流浪状态，那我们又继续跟进处理。到2021年，在我们的努力之下，他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就业的状态，目前是一直在从事保安工作。
但是我们也发现，就业帮扶实施起来确实是困难重重，因为我们会发现就业市场里有很多隐性排斥因素，像比如说年龄、工作经验、社交关系等。我们之前安置过一个服务对象的就业，就我们的回访情况就发现，由于他长期远离工作和生活的环境，他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，在生活习惯上和普通人有很大的差异。比如说他可能个人卫生习惯不好，与舍友同事之间有一些小矛盾，然后在娱乐休闲上面，其他同事休息的时候可能喜欢刷刷手机，但他连手机的使用都不是太熟练。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各类的文章，无论是小说还是口述史，帮助大众认识和了解流浪群体，让社会对流浪群体多一些包容和理解，多一些善意和关怀。
Q:依据您十年的流浪救助工作经历，对于未来的流浪乞讨者救助服务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想法呢？
王连权：从救助服务的视角来讲，我想提三个层面的建议，一是从宏观层面上说，我们要加强社会倡导，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这一群体，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公共场所一些比较显眼的地方，比如说公交地铁的广告站牌处投放流浪救助的广告，同时也可以利用各类自媒体进行宣传，告知公众看到流浪群体可以拨什么电话，后续可以怎么做。更进一步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开发相应的科技产品，比如说某个记录和拍照流浪者位置的APP，可以联动专业的社会组织及时展开救助，让大众成为流浪者的第一“发现人”，做好链接流浪救助服务的首要环节。
二是从中观层面来说，我们需要完善目前已有的救助帮扶机制，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流浪救助服务，希望未来能建立起来“由点到面”的救助帮扶机制，把救助链条延伸完善，从源头治理，从定位流浪者位置到帮助寻找家庭关系网络，再到构筑就业帮扶，实现全环节、全流程的帮扶救助。
三是从微观层面上来说，我们要开展个性化、针对性的救助服务，帮助他们突破融入社会的障碍和难关。很多流浪者的心态就是“天地是我家，吃饭靠大家”，“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”，，用各种合理化的解读去强化自己流浪的“正确性”。我们要帮助他们破除这种“流浪很好”的心态，往往会面临很多困难。所以对流浪者加强宣传教育，重塑自我认知就显得更外重要。目前我们在做的一个尝试就是“流动学堂”，它主要是针对流浪者这一群体开展的思想教育服务，从社会保障制度、福利补贴的认识到如何应聘和找工作，从自我认知到社会融入，逐渐转变他们对流浪的依赖思维，为他们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与想象。接下来我们也联合了全国各地的几家社会组织，打算开发流动学堂教育这种可视化的线上产品，针对更多细化的需求，去设计相应的一套卡片，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提供基础的知识保障和技能支持。
Q：在您的书里，我们看到社工为自己的服务对象——流浪者们付出了很多，有助人自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却面临着项目经费不足被砍、工作时间长薪酬低等的现实问题。经常会有社工自嘲”自己也是需要被救助的一份子”。那么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平衡职业理想和现实生活呢？对此您有什么建议给到想要从事社工行业的年轻人呢？
王连权 ：这个确实是我们从事社会行业的人会经常面临的问题。从社工机构层面上来说，它能否持续运营与发展，很大程度是依赖于项目的数量与质量的，这一部分很多是来自于政府购买的服务。从社工个人来说，他如何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和成就感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只有社工机构与社工个体相辅相成，才能推动社工机构与社工个体的持续成长与发展。
但目前来说，我国社工行业仍然是比较年轻、新兴的行业，它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在早期的话它的发展确实可能比较迅速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深圳、广州这些城市它们的服务购买量是快速上升的，但随着购买量逐渐达成与需求量匹配或基本持平的阶段，它的增幅就有可能逐渐放缓了。它的发展速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包括经费总额、社工从业人数、资源链接与整合等等。
这个时候我们的职业理想就会和现实生活之间产生摩擦和碰撞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社工行业整体收入和常态市场化收入相比，是没有优势的。而收入又是我们衡量职业发展前景的重要指标，那么下意识我们可能就会对是否选择入行产生怀疑和动摇。那么我认为大家在抉择的时候，应当主要关注三个方面：第一是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如何？是否有未被挖掘的社会需求可能？二是这个职业能否满足个人物质生活需求，我能否凭借它自食其力，又或者说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生活需要？三是职业的价值和意义如何？能否让我从中获取自我价值，得到自我实现？
可能对于社工行业来说，前两个方面的发展都还需要走一段路，但其实这并不是仅仅社工行业会面临的困境，很多崭新的行业也是如此。我们大多数年轻人之所以选择社工行业，大多是因为看到了行业后面的意义和价值。从我个人体验来说，我在十年流浪救助的社工服务中，确确实实的得到了自我成长。我在给机构新入职的社工培训的时候，主要讲四个字：人与人性，这四个字贯穿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中，我们在工作中也对其有更深的领会和感悟。通过看见流浪者的生活，我们照见、反观了自己的人生；通过品味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也感知到了人间的冷暖百态。我想，年轻人如果选择了当社工，无论未来是否选择继续从事这个行业，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职业经历，体会过对生命的关怀、对意义的感悟，一定会对他未来的人生发展道路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Part.03
看见行动研究
Q：请介绍一下你们团队的行动研究历程，以及针对流浪者这一群体，您认为行动研究可以发挥怎样的专业价值呢？
王连权 ：2015年，在我们开展流浪救助服务的初期阶段，我们基本上是每年会出一本案例集，案例集主要收录我们的一些典型服务案例，到后期品类逐渐增多，开始增加了故事集和论文集。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是我参加了广州公益慈善书院MPS班，通过在那里的学习，我在2018年毕业时撰写了一本集合流浪者和社工双视角的小说《城市隐者》。
出版了《城市隐者》之后，我们初步建立起了行动研究的意识，开始了后续行动研究作品的规划，逐步地更广泛、大规模地收集流浪者的资料。2022年至今，我们一直在筹备《新时代中国社会救助》和《归途》这本口述史，2024年《新时代中国社会救助》出版，今年7月份，《归途》正式出版面世了。
我个人理解，我们聚焦于流浪者群体的行动研究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——让流浪者被看见。流浪者在大众视野里一直都是被边缘化的群体，大家不认识他们，可能也没有了解的欲望。大家不知道他是谁，不了解他的名字，不清楚他过往的经历，他背后的故事，更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们，那么我们通过行动研究的传播，能够逐渐在大众心里播下一颗种子，让他们对流浪者群体有个初步的认识，这是我们团队的初心。
那么看见流浪者这个过程我把它分成四个维度。一是看见流浪者身份以外具体的个人，看见他们的喜怒哀乐。生活中我们不可避免会标签化流浪者这一群体，这一做法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认知。通过口述史、小说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，从人与人性的角度，我们能够看到流浪者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存活于世的生命历程。二是看见流浪者家庭的支持。我们支前面有提到，流浪者之所以流浪，很大一部分与家庭有关。那么看见家庭的问题，将会深刻影响后续调和家庭矛盾与纠纷的方向，重建家庭支持网络的策略。通过观察不同家庭的形态和人情，我们也能对流浪者个体的选择产生更深的领会。三是看见流浪者救助背后的社会力量，目前在流浪救助过程中，社工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，而潜藏的更为庞大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则不可忽视。像比如说一些科技企业建立的平台，倡导发起的公益行动，例如“抖音寻人”，对于我们救助中“寻亲”这一步有着重要作用。还有的基金会是专门帮助走失家庭寻亲的，如“圆梦公益”，这个给我们的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支持。四是看见流浪者背后政府主导的体制保障。像我们国家民政部门下面的救助站，在帮扶流浪者中就承担了兜底的作用。
通过行动研究，我们希望能够重新构建起流浪者个人与家庭、社会、自我的深度链接。举个例子，去年我在我们《公益》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口述史文章，口述史主人公是我非常熟悉的服务对象，当时文章发表出版了之后，我就把集刊拿过去给他看。他当时非常感动，还说让我给他签个名，后面我们还一起拿着《公益》集刊第一期拍了合照。
在此之前，我可能也很难深刻体会到行动研究对于服务对象而言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，但他当时跟我说的话让我很受鼓舞。他说别人起码能知道我是怎么生活的，知道了我生活中那些难以言说、迫不得已的地方，我在通过乞讨这种方式找到生活的尊严。虽然他没有接受过学校系统化的教育，但是他从社会大熔炉中锤炼出了独有的人生体悟与生存智慧。访谈他的过程中，我经常会感叹他语言表达中所暗藏的生活哲理，有很多他随意表达的话，都被我原封不动地引用到了文章原文里。
今年上半年，我也开展了一项新的课题，是有关三个遭遇了车祸的残疾职业乞讨者的行动研究。我想要去展现的是，不同流浪者个体在经历车祸这种意外的冲击之后，是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的。总的来说，在持续进行行动研究的过程中，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，我们双方都获得了成长，在不断认识和了解之后，我们逐步拓宽了自我认知的边界。
Q: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，您是如何进行反思和思考的，这种思考又给你的行动带来了什么影响，怎样影响到了救助的方向和重点？
王连权 ：我们去年7月份出版了一本书，叫《新时代中国社会救助》，主题就是有关社会力量参与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服务研究。这是我从早期的行动研究中获得启发，希望能够生产一种跨地区、跨领域、全方位的救助研究报告。当时这个想法诞生的时候，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认为要将全国关于救助的做法囊括到一本书来，是非常困难的。
但我们还是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项研究。从2022年开始组建团队，我们的编写工作一直延续到了2023年。在这项行动研究里，我们有了几点新的突破：一是关注群体范围扩宽了，从关注流浪者个体到关注更广泛的服务提供者，从单个城市到全国各地，从自己机构到各个机构，我们这次研究覆盖了全国7个省市、16个城市、23家社会组织和公益团队，提炼和总结了各个救助团队的理论与实践、工作经验与方法。同时关注的群体类别也更多元了。像过去我们更多把目光放在公益组织上，但现在我们可能关注到了一些志愿者团队、科技企业等更多跨专业主体的行动。以救助寻亲为例，《新时代中国社会救助》提炼了抖音寻人、圆梦公益、让爱回家、蜗牛公益、鼎和社工、悦欣社工、民生社工等科技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志愿团队，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寻亲服务的方式方法。
二是我们在口述史这一文体上有了更多的想法和表达。去年我们发表了第一篇口述史文章之后，就一直在筹备《归途》这本口述史书籍，中途有很多时刻都想要放弃，觉得写不下去了。因为要清晰表述流浪者的生活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毕竟很多流浪者他本身是精神病人或者聋哑人，是没有办法进行访谈的。后面我们就延伸了口述史的视角，增加了社工、志愿者团队这一主体的表达，才逐渐地把12篇口述史文章写了出来。后续我们也考虑把口述史这一领域继续深挖，从单一的一篇口述史到流浪者整个群体的口述史，包括针对流浪者服务提供者这一群体的口述史，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筹划的研究内容。
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颇具挑战性的想法，希望能够用口述史的形式去展示流浪者救助的历史进程，将从古代到现代流浪救助的法制体系保障和发展历程，整个脉络展示出来。比如我们最早的已知文献是汉武帝时期的流民法，通过梳理这些历史的文献以及个人口述的经历，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救助历程的发展与进步，也为未来救助提供参考与建议。
Q:我们知道您的新书——一本关于流浪者的口述史书籍《归途：流浪乞讨者口述史》，即将于7月出版，老师可以跟我们以及《公益》读者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？
王连权 :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《归途》的研究缘起吧，这个还要感谢我们《公益》集刊，因为在集刊这里发表了我人生中第一篇口述史文章后，自己也收到了朱健刚、吕宗恕老师的肯定，后面就产生了从一篇口述史到一本口述史的想法。在研究之始，我们接触到了一本口述史书籍《在水一方》，当时我们团队集中学习了3个月，还找了广州大学汤秀娟老师给我们专门讲解，学习书籍里面的一些写作方式方法。
后面学习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筹备写作了。《归途》这本口述史，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内的第一本聚焦流浪乞讨者群体的口述史。用几个关键的数字来介绍它的话： 5，6，12；5指5个城市，上海、广州、长沙、东莞、金华；6指6家公益团队，包括我们自己机构广州的鼎和社工机构，还有上海的流浪者新生活公益团队，长沙的麓枫山社工机构，东莞的大众社工机构，金华的悦欣社工机构和让爱回家广州志愿服务总队；12指的是本书记录了12名流浪乞讨者回归家庭，回归学校，回归社会，回归自我的生命故事；同时全书还贯穿了三个主体的视角，分别是流浪乞讨者个人、流浪乞讨者家庭成员、流浪乞讨者服务提供者（社工和志愿者）。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不同，让流浪乞讨者这个群体从边缘走进公众视野，能获得社会各界更多的帮助和理解。这是我写作的初心。
我也期待未来《公益》集刊能够继续延续公益温度，人文情怀，链接专家学者与一线公益实践者，共同为行动研究的发展谱写更美好的明天，也希望我们的这些研究能够真正地被看见，我们所研究的群体能够真正被尊重和理解。
访谈丨侯淏雯、李淑素
整理、排版丨侯淏雯
《归途：流浪乞讨者口述史》为国内第一本聚焦流浪乞讨者群体的口述史著作，由专注于流浪救助领域十年的一线社工撰写，集中呈现了上海、广州、长沙、东莞、金华5个城市的6家公益团队，在政府主导下合力救助的12名流浪乞讨者的生命故事：回归家庭，回归学校，回归社会，回归自我。
本书采用三个视角呈现：流浪乞讨者个体视角、流浪者家人的视角、社工和志愿者的视角。聚焦四个层面的“被看见”：让流浪者群体的喜怒哀乐能够更真实地被看见，让流浪者家人的不离不弃能够更深刻地被看见，让社工、志愿者的身影能够更清晰地被看见，让党和政府对于流浪者群体无微不至的关爱能够更全面地被看见。